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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1606--1684)

傅山(1606--1684)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傅山受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袁继咸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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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纪念馆位于距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驰名中外的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晋祠博物馆内胜瀛楼的西南侧,是坐南向北的一座清代建筑的四合院,其总占地面积五五三点五平方米,整个馆址东西宽二十点七米,南北深二十七米,馆内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构形与装饰,内有南屋五楹,东西配房各三间,前开屏门,别成院落。东北隅辟小门,东出别构小院。馆内四周连通,布展灵活方便,为回廊式的展厅。其前门出廊,雕刻精致,油饰彩绘,雅致怡人。纪念馆已是永久性陈列展览与收藏博山书面精品、文献资料及对外文化交流、举行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

傅山纪念馆,原为同乐亭,创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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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学问人,淡于名利,勤于读书。他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他的《上兰五龙洞场圃记》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作,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宋代文人喜欢用生辟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是如此。他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又颇具个性,加之书法界有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和倪元璐等诸名家的影响,傅山的书法更是具有一种奇特的怪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备至,简直是五体投地。他写大字喜用颜体,如《集古梅花诗》,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如《逍遥游》。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象他的为人”。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

傅山在书法艺术理论上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四宁四毋”理论极其精辟,对整个艺术范畴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影响中国书学领域。

宁追求古拙而不能追求华巧,应追求一种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

宁可写得丑些甚或粗头乱服,也不能有取悦于人、奴颜婢膝之态,寻求内在的美。

宁追求松散参差、崩崖老树、也不能有轻佻浮滑,自然潇疏之趣,远胜品性轻浮之相。

宁信笔直书、无需顾虑,也不要描眉画鬓,装饰点缀,有搔首弄姿之嫌。

  

傅山的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

清代张庚的《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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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

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

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